安心退休,對多數台灣人而言,不再是件容易事。錢在貶值,利率直直落,經驗也在貶值,被資遣的往往是資深員工。台灣有250萬人正在失業或低度就業中,不管被逼或自願,許多人突然發現,他得面對的是永不退休的人生。每個人該如何投資自己、妥善規劃未來?

位在木柵半山上,鳥瞰台北盆地,空氣格外新鮮。從台北市立療養院退休十一年的陳敏雄,現任兆如安養中心院長。雖然已經六十七歲,但他每天早上六點就起床,八點出門,巡查從陽明山、木柵,到基隆的四家安養中心,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。

主任蔡銀從台北市衛生局退休後,還沒來得及圓環遊世界的夢,陳敏雄就拉她來兆如報到上班,為這個開辦不到兩年的安養中心打拚。

「退休」一詞已經成為轉換人生跑道的代名詞。因為對未來不確定,不管自願或非自願,未來會有更多陳敏雄,蔡銀……。

但另外一面,也有人正為找工作所苦。越過板橋火車站空無一人的大廳,穿過車輛疾馳而過的漢生東路,星期一早上,板橋就業服務中心,已人潮滿滿,但氣氛卻安靜凝重。有人低首填資料,申請失業補助,有人手拿滑鼠,盯著電腦螢幕看著事求人網站。一個穿著紅衣服的五歲小女孩,跳上跳下,黑白分明的眼睛,打量著周遭人,不知身為一家之主的父親所面臨的困境。

「失業」已經成為許多台灣人要面對的新現實。

「低就」也將成為台灣人需面對的新現實。

台北市就業輔導中心主任郭吉一,看到更多高階白領的委屈:外商遷往中國大陸,資遣台灣總經理,也有本國總經理公司經營不下去,資歷太好,很難找到事,只有做社區巡邏員,或大樓管理員。「他們選擇離自己家很遠的地方工作,」他說,「這是『生存』與『尊嚴』的掙扎。」

根據主計處統計,低度運用人力(underemployment,或稱低度就業,包括學非所用、工時不足、所得偏低)俗稱低就,已佔工作人的19%,約為 185萬人。加上主計處公布廣義失業(包括有工作意願而未去找)人口71萬人,共約256萬人。幾乎有相當於台北市總人口數的人,在失業或低度就業中。

貶值時代 上班族擔心資遣

低就,也就是人才在貶值。今天不但人才貶值,房地產也貶值,賣不出、租不出;而且連錢也貶值,存款金額愈高,存得愈久,利率愈低。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五月初推出300萬元以上定存三年,利率只有0.97%,首度跌破1%。

「這是個貶值的時代,什麼都在貶值,」一位文化界人士感嘆。

在職場競爭激烈的年代,學歷也在貶值。企業負責人認為大學擴充太快,畢業生素質大幅降低,一○四人力銀行登錄的職位,47%需要碩士。很多學生從大二就開始補習考研究所,南陽街補習班已從考大學補習升格為補研究所了。

經驗也在貶值。企業優退,資遣對象往往是資深員工。因為世界變化得太快,過去的經驗不再能當成未來的指南。

另方面,個人又要承受高風險,上班族擔心隨時會接到資遣單。今年《天下雜誌》所做一千大企業調查,一半以上企業要凍結人事,13%還要裁員。

經濟不景氣,公司倒閉,負責人避不見面,辛苦二十餘年,不但連退休金拿不到,連一元資遣費都拿不到。「十二年都白做了,連人都找不到,怎麼賠?」一位電器連鎖店售貨員,一面填寫失業資料,一面自己準備東山再起。 

最近,台灣又增加了一批輸家。往日,人們認為只要謹慎儲蓄,存老本,老年就不虞匱乏。但是利率從前年的5%直線下降到1.4%,一批靠定存利息的退休老人,忽然發現要開始吃老本而心慌。

一位住在木柵自費老人養護中心的老太太,原本存一百多萬,有一份房租收入,原可輕易應付安養中心每月一萬兩千元的費用。但最近房子租不出去,利率又急速下跌,女兒要她搬回原來房子住。「我怕,現在我不聽她的話,」她告訴工作人員說:「將來我錢花完了,她會怨我,我更沒人照顧了。」

對許多台灣人而言,初次領略到晚年的風險,忽然發現縱使辛勤一生,退休後也難保晚年生活無虞。 

除軍公教人員可以領月退俸外,根據主計處統計,台灣退休者平均僅可領得退休金135萬元、勞保88萬元,剛好超過200萬元,卻要以此度過餘生。(雖然勞基法已實施十餘年,按法令規定提撥的企業只佔9%)。

為什麼那麼多的台灣人會焦慮失業以及低就? 

「有些趨勢洶湧而來,在你還沒看清楚之前,就已讓你滅頂,」《大未來》作者托佛勒說。

四種失業同時到來

根據採訪結果綜合,台灣在這幾年開始遇上四種失業一齊來的不幸狀況:一、產業調整的「結構性失業」;二、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「循環性失業」;三、六月後大專畢業生暫時找不到工作或轉換工作暫時辭職的「摩擦性失業」;四、有工作意願而未找的「隱藏性失業」。根據前勞委會主委、國政會社會安全組召集人詹火生估計,失業及隱藏性失業率加起來,至少有10%左右。

冷冰冰的數字,卻無法刻劃50萬到70萬失業人的失落心情。有的歲月蹉跎,無法進修,只得做臨時工。

有位經理買下天母2000萬豪宅,卻被資遣,每月房貸就是9萬元,只得開計程車,慢慢還。有的五年級後段生去應徵,已被嫌太老。原在法國化妝品克蘭詩擔任行銷副理的鄭思民,出國四年後回來,發現只能做臨時總機,檔案管理,「三十七歲已經嫌我做行銷太老,我想低就都沒有機會,」她說。

中壯齡失業者(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)對社會衝擊最大,也可能是最難找到第二春的一批人。

根據一○四人力銀行的調查,中壯年人士一旦失業,四分之一的人立刻生活就有問題,三分之二的人三個月內就會成問題。「調適不好就放棄、消沉、自傷乃至自殺,」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主任陳宇嘉說。

無就業的經濟成長

不管哪種失業或低就,歸納學者意見,大部份是因為台灣來不及發展新產業,吸納失業人口以及新進入勞動力。台灣又已到新興開發程度,不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工作,經濟成長帶動就業機會增加率在遞減中。加上近年來企業競相擴充,生產過剩,「企業微利時代」來臨,企業要生存更要精簡人力。

失業或低就因素錯綜複雜,短期間很難改善。例如因經濟景氣所引起的「循環性」失業,現在應該有起色才對,因為台灣經濟成長率已從前年的負2%,升到去年的 3.7%。但是台灣的失業率仍然高居不下,在5%以上徘徊。美國也苦於同樣問題,《華爾街日報》和《紐約時報》一再強調,這是個無法創造就業的經濟復甦,也是「無就業的經濟成長」。

為什麼會有無就業的經濟成長?經建會副主委何美玥表示,台灣經濟有復甦,但是廠商仍然在精簡人力,也不願雇回以前人員,這些人通常中高齡,教育程度不高,也不可能鼓勵他們學電腦,踏入資訊業,因而成為長期失業者(根據主計處統計,台灣約20萬人)。因此政府推出的兩百億「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」,就是為了幫助這批結構性失業的人。

「長期失業會使人失去希望,喪失鬥志,甚至永遠退出職場。失業率背後的千萬家庭更無法等待,政府不能坐視,」行政院長游錫坤曾發表專文,懇請立法委員支持這項就業方案,「這種投資可以減少家庭悲劇,拉近貧富差距,雖無法直接以GNP計算方式呈現,但絕非沒有投資效益。」

展望未來,縱使台灣經濟成長,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在遞減中。民國七十五年期間,國內生產毛額每增一個百分點,可以使就業機會增加0.38%,但同一彈性係數至八○年代末期已降至0.19%,減少一半。同樣情形甚至已出現在中國大陸。「國家愈往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走,創造新工作機會就愈難,」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說。

又因為台灣這五年,企業在調整,工廠移往大陸,民間及政府沒有創造大規模新產業,無法吸納新進及未就業人口。

根據主計處所做的每五年工商普查來看,葉萬安分析,因為沒有大規模新產業產生,近五年工商業總就業人口增加率急速減緩。

例如民國六十年到六十五年間,台灣從農業步入工業社會,工業與服務業總就業人口增加60%,六十五年到八十五年間,每五年就業人口穩定成長約15%,但民國九十年統計完成的工商普查,就業人口與上次普查相較,卻只成長2.4%。

中級人力,下波失業主流

根據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曾淑芬、游玉卿、何錦昌調查,只有三分之一製造業離職員工可以轉至服務業,而且只能被迫轉至低薪、低技術的個人服務業,如餐廳等。以往的產業生力軍會成為取代性高、便宜的「產業後備軍」。

《Fortune》最新五百大企業調查,去年整體營收下滑6%,獲利更重挫66%。《天下雜誌》統計的一千大製造業去年平均獲利率4.1%,比前年的歷史新低1.8%有成長,但比二○○○年的平均獲利率7.3%仍有段差距。

也因此組織改造,流程簡化會不斷進行,人員精簡將無可避免。「裁員成為必要之惡,很多工作機會永遠不會回來,」美國《Business Week》寫著。

未來中級人力,如售貨員、事務工作人員等,可能會成為下波失業主流。根據經建會人力規劃小組統計,民國九十年到九十三年中級人才仍供過於求二萬四千人,到九十四年至一○○年則供過於求七萬三千人,面臨一.三人競爭一個職位的情況。

撮和台灣企業七成就業人口的一○四人力銀行統計,中階難找事的殘酷現實已發生在眼前。例如在一○四網站上,一個行政總務的空缺平均有七個人求,一個餐旅運輸有三個人競爭。

競爭激烈就會導致薪水降低、所學非所用,屈就臨時人員。曾淑芬等教授在論文中指出,這種低度就業是台灣未來必須面對的難題。

根據主計處所做的調查推估,這群人約180萬人,相當於四分之三台北市人口。去年畢業於世新大學的侯志宏就是學非所用之一。廣電系畢業的他必須去教數學,每天晚上十點半,在數學補習班擔任助理老師(改考卷,回答學生問題)後,他就得回家演算數學,到凌晨一點。「常會夢到學生問我,我答不出來,緊張得下不了台,」他說:「我怕我會得憂鬱症。」

對台灣,尤其難面對的是,四十年來習慣於高成長、高獲利時代,畫面卻馬上轉到低成長、新貧窮,還要冒高風險(失業、投資失利),一時之間令人難適應,更有深深不確定感。「人們會選擇性注意最怕發生的事,像男人怕中風、憂慮中風,反而更容易中風,」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彭懷真說:「怕失業而焦慮,工作潛能無法發揮,說不定會真失業。」

「這種不確定感會使社會兩極化,有人更努力向上,有人卻自我放棄,」一位教授說。

不景氣更要投資自己

但是這是新時代、新現實,雖然是大家不喜歡的時代和現實。浪漫詩人白朗寧曾寫道:「人生總在看似失敗之處成功,命運是個弔詭,捉弄我們,同時也安慰我們。」

很多人都開始有新觀念、新做法。「現代人必須敏捷矯健,隨時應變,」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李察賽尼特在《職場啟示錄》一書指出,「更要不斷冒險,不依賴規則和正式程序。」

失業了,或許可以試著去創業,開著流動車賣冷飲、咖啡,在菜市場擺攤位、高速公路交流道賣便當。在台灣這種個人服務業比例還算低,還有很大發展空間。「我們人民實在善良,對政府期待少,所以很多人爭著選總統,」詹火生半開玩笑地說。未來不確定,而且可能永遠不能退休,現在的職場人就必須降低期望,改變態度。「尤其要投資自己,」一位文化人說。

從進入職場開始,工作人就要警覺到「沒有一個政府或組織可以承諾人一生,也沒有人欠你一份工作,」歐洲當代管理大師查爾斯.韓第說。

大部份人已從趨勢中看出,必須充實自己。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生陳俊宏,在萬國通商法律事務所見識到全球化威力後,了解科技、專利和英文(連台灣企業彼此間都用英文寫契約,沿用英美法概念)的重要,不再埋怨從美國來的年輕華裔律師能拿高薪。他辭去工作,到資策會辦的電腦訓練班上課,申請美國法學院,希望回國後能夠成為專利律師。

妥善的生涯規劃,尤其在未來「無就業成長」時代更形重要。

暫時委曲求全,謀得生計也無可厚非。但是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主任陳宇嘉提醒,在屈就同時,仍然應該多充實自己,參加學校在職碩士班、推廣班,「經濟不景氣時,學校最景氣,」他笑著說。

在學校更可以建立人際關係網。例如一群參加東海大學社工系學分班的中年學生,志同道合,畢業後一起在東勢接管一家養老院,只有一個人辭職做全職,其他人當兼差,日後如生涯有問題,也有個退路。「增加活動力,建立支持網,」彭懷真說:「不出去碰就必定輸。出去贏回一把,就算賺到了。」

職場人也要有隨時做臨時人員的準備。台灣企業主因為員工福利、退休金、健保、勞保費日高,企業未來只留住核心員工,必須雇用更多臨時人員。例如中國信託現在七千位員工裡,一千一百位是人才派遣,他們擔任各種工作,如帳款催收、個人金融、客戶服務,有的契約多達一年。「好的人企業還會留用,」世界最大人才派遣公司藝珂的台灣總經理陳玉芬說:「機會總留給有準備的人。」

雖然短期流動,會讓人不安定,飄泊,沒有以前的安定感,但是英國作家李察賽尼特在《職場啟示錄》裡,安慰這群人說,job一詞在十五世紀的英文中,就是指「可以四處運送的一塊或一片東西,現在我們只是把工作的古老意義復活了,」他說:「人們在一生中本來就得片片段段地做著不同事情。」

台灣的「搶先退休潮」

面對未來,老年也充斥風險,很多人可能更要延緩退休,增加工作年限。

從民國八十年起,我國人退休年齡急速下降,根據主計處調查,民國八十年74%退休者超過六十歲,但到九十年,六十歲以上退休者卻降到44.68%,幾乎降了一半。大部份都緣於勞動基準法規定只要工作滿十五年,年齡五十五歲以上就可以領勞退金;以及軍公教人員只要做滿二十五年,就可終生拿月退俸,造成了與世界趨勢相反的「搶先退休潮」。

尋找人生第二春

跟國際比較,台灣中高齡(五十五歲到六十五歲)男性人口勞動參與率,比美國、瑞士、韓國、日本都低,其中日本、瑞士中高齡仍留在職場的有77%。「台灣還是新興國家,應該需要更多勞動力投入,」一位經常來往於國際的觀察者說。

全世界已開始延緩退休年限,美國研擬要將請領社會安全金(等於台灣國民年金)年歲延伸至六十七歲(現為六十五歲),尤其這波經濟蕭條後,很多人的退休金都腰斬一半,必須重回職場。有的重回企業當顧問、有的早上四點就起來送汽車零件、有的從事義工,生命走至此,他們更能認同工作所帶來的意義。

在台灣,不管是為自己,或為國家財政,恐怕都需要延緩退休,人人都得找尋第二春。

台灣也已經有很多人,退休後立即興沖沖投入工作。台大管理學院教授徐木蘭,今年暑假後,將從台大退休,轉入世新大學任教,希望將多年所學、所教貢獻給資源較少的學校,「好學校不缺我一個,」她說:「但私立學校需要更多人投入,才能達到社會平衡。」

一位著名工程公司總工程師,六十歲退休後,繼續為一家中外合資營建公司工作,做台灣高鐵土木工程顧問,期望能盡一己之力,為高鐵順利舖軌,「我的工作會留下痕跡,」頭戴鋼盔,皮膚黑得發亮,走在雲林虎尾高鐵工地上的他說:「將來可以說,我做過這個工程。」

但是現在能開拓第二春的,多半是原來崗位上累積足夠人脈,退休後就馬上能重回職場,甚至創業。例如華宇電腦創辦人之一鍾聰明原為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,退休後,立即加入朋友一起創辦的華宇電腦,現在已上市。

而真正需要工作,以應付未來養老所需的再就業者,既沒有專業機構仲介,政府也沒有輔導措施,協助銀髮族再覓業。雇主對中高齡覓職者並不十分友善。穿著咖啡外套,戴著方型眼鏡的李太太原來做資材管理,每去一個地方應徵,「他們就嫌我年齡太大,」原本開朗的她眼眶有點紅,「常把我的履歷表丟回來,我真的那麼沒有利用價值嗎?」

但另外一面,有些不虞生活的退休者,選擇奉獻公益事業,例如前中興票券副總經理齊寧媛退隱後,就到陽明山擔任解說員。

有的還能夠創造就業機會,例如從台積電退休的前法務長陳國慈,成為台灣第一位私人認養古蹟的人。她認養位在台北美術館隔壁的一棟精緻洋房古蹟,改建為台北故事館,不但讓市民多了一個認識台北歷史及懷古的場所,更創造館內七個正式工作人員的機會。

很多人不得不再就業,「不管被逼或自願,我們都得面對一個永不退休的人生,」一位社會人士觀察。

看來,要養得起未來,個人、社會、國家;觀念、制度、能力都得大幅改變,而且要急速改變,以掌控台灣未來轉機。否則台灣會面臨一個無法擁有、無法面對,缺乏朝氣的未來。

「這是個最好的時代,也是最壞的時代,是最光明的時代,也是最黑暗的時代」,台証證券總經理林克孝,在夜闌人靜時常會思索狄更斯的話。「從來沒有對這句話有如此深刻的體會,」他站在電梯口,望著窗外的台北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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